艰难的崛起——解读《小城新旧事》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文坛涌现出大量反思历史的作品。从家族故事到民族历史，从个人的郁结到民族的郁结，都在一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小城新旧事》作者王玉珮
女作家王玉珮的长篇小说《小城新旧事》便是其中一部代表性作品，作者将三代人物的创伤记忆置于时代变迁的历史长河之中，使得这部家族史诗获得了开阔的审美空间。
本书作者王玉珮在辞职离家赴英求学，背井离乡工作生活整整七年后，重新审视和总结了陕南故乡安康市汉滨区八十多年来的发展变化、家族的延续、不同时代的人物命运以及对未来的愿景和希望。
整部作品的宏大叙事部分，如1940年9月3日日军以多架“中岛97式”战斗机对安康市民实施的疯狂屠戮事件、1949年解放陕南过程中慷慨悲壮的牛蹄岭战役、1953年的查田定产、六十年代的自然灾害以及1983年震恸全国的7.31安康洪灾都基于安康市的真实历史事件展开创作。
在相关信息极为欠缺的情况下，作者大量翻阅县志、党史、论文以及影像资料，并寻找有关人士进行电话采访，最终依靠自己的推理想象完成此书。作者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呈现了较为罕见的五十年代的故事。极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城市出生长大，并无任何乡村生活经历，而本书的第一部分依然呈现出生动的乡村生活画卷。
作者并未沿袭常见的写作模式，而是采用了多种视角。随着时代的变迁，书中的叙述视角逐渐由男性主导转变为女性主导。 书中塑造了三十多个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他们受到时代的影响和各自性格的驱使，因此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仔细观察他们的命运走向，读者不禁会思考：作者是如何怀揣怎样的心情，以纸笔跨越多个时代背景，准确地展现群体，特别是女性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呢？又是如何去洞悉并捕捉人物在时代变革中的情感波动呢？
《小城新旧事》作者王玉珮
作者的外祖父母是书中第一代男女主人公——出生于三十年代的卢广明与何秀贞的原型。何秀贞出生于动荡的年代，在承受着各种观念的矛盾撕扯的同时，又不得不受困于放弃并牺牲自我的思维定势。她自以为冲破了世俗的枷锁，却再次受困于新的牢笼；她努力挣脱传统偏见的控制，却在不知不觉间用所谓的新观念再次束缚了自己的生命，最终在子女尚未成人的情况下离开人世。何秀贞的人生体现了一种极其复杂矛盾的状态，一如当时的社会，承受着被撕裂的巨大伤痛。何秀贞的形象生动立体，真实感人。
在相同的年代，何秀贞的丈夫卢广明的成长路径却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相比他的两个哥哥，他的身上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勇于变革与传统守旧并存的特点，使得他的人生境遇总是伴随着迷惘和不安。在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尽自己所能、不断开拓进取的过程中，面对生活中的变故，他往往感到束手无策，只得不断依赖妻子，这也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直到妻子去世，卢广明才真正实现了自我成长，这让他在以后的人生中时常慨叹不已。在1983年参与抗洪救灾的过程中，卢广明终于完成了自我救赎。
第二代女主人公卢宝如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善良、倔强、自强，是感应时代召唤的知识女性。在她身上，传统定义的女性性格特征已渐渐弱化。母亲何秀贞去世带来的家庭变故迫使她过早地背负了生活的重压和苦难，但她仍能将母亲生前的牵挂和嘱咐化为动力，勇敢地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担。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她开始关注社会变革，并以实际行动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在丈夫方有和的支持下，她保持着积极进取、不断学习的态度。她的“女性意识”是出于一种时代使命感，她的成长阶段非常符合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斗争精神”。
对比卢宝如，她的哥哥卢宝瑞则充分体现了男性的脆弱。他在对父亲卢广明的仇视中持续着温吞的叛逆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人生是卢广明无意间亲手造成的。卢宝瑞的童年在父亲的严厉中戛然而止，在麻木和疼痛中逃避着一切，越发让父爱渐渐疏离。
卢宝如与方有和的女儿方持安是书中第三代女主人公。她出生于九十年代，正值中国女性主义思潮兴盛的时期。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女性受到先进思想的熏陶，自主意识持续增强。相比长辈，持安对父权制度规训下女性的去人格化现象有更清晰完整的认识，并通过拒绝父亲安排的生活路径推动了父母的思想成长。她胸怀大志，甚至不惜主动抛却安逸生活，以反抗长久以来社会对女性发展的束缚。在父母看来，这无疑是巨大的代价；而在她看来，这却是把控自己人生规划的唯一途径。
《小城新旧事》作者王玉珮
从文学的自身发展规律来看，有生命力的文学不可能脱离炙热的现实而沉浸于自我陶醉的象牙塔中。文学需要反映社会生活，把握时代变迁对人类精神的影响。王玉珮的《小城新旧事》对历史秉持着合理的取舍态度，她在家族历史和民族历史的交汇处，平衡地描绘了历史的真实和想象的真实之间的关系，通过细腻的笔触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同时深刻展现了女性的生存艰辛和成长痛苦。同时，她笔下的时代变革伤痕不断，似乎比我们想象的情况更加艰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